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于1919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该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正因为如此，李大钊这篇文章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现代化意识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他以这样的双重身份，在为中国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全面的、准确的、独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
今天学习他的这篇经典，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收获：
首先，李大钊严肃、认真、系统的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之前，首先向人们表明了他学习和研究、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德国人说过, 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李大钊坦诚地表白,自己平素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 如果让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种“僭越”。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所以他要冒昧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一学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严肃、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是出于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负责。由于当时国门大开,各种西方学说涌入中国, 各派思想林立,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需要,哪一种更合理,都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还必须把它与其他学说进行分析和比较。这样才能做到对社会负责,使国民获得真正有用的理论。从这种态度出发,李大钊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采取了较为严谨、系统的客观介绍和评论,而不是漫谈或宣布信仰及其理由的方式。这种做法体现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这种科学态度出发,在当时材料极为不足的情况下,李大钊除参考日本学者河上肇博士的文章之外, 还尽可能地搜集其他零碎的资料,加以细心整理。这使他的文章在《新青年》及同一时期其他刊物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中,在资料的可靠性、客观性及原理介绍的深入性和逻辑性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不同。他针对一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所作的解释,注重说理。同时,他也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这也说明, 李大钊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在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影响之下,许多先进分子经过比较、鉴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如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何孟雄、张太雷等, 都曾经从李大钊的文章、讲演或与李大钊的共事中受到教益。李大钊在中国培育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其次，作为中国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深入探讨和从整体上概括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体系。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地位。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把握的功夫也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可企及的。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的形成放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中加以考察。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对人类认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全面研究,李大钊得出结论: 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独创的,它是在欧洲进步思想家几百年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近代世界思想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只是发展了前人的成就。李大钊说, 在欧洲中世纪, 史学完全受神学的支配, 几乎无任何科学性可言。到了16、17 世纪, 一方面科学有了极大的进步；另一方面,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把启蒙思想传播于世，使人们建立起唯物论的宇宙观。这些变动在史学内引起了一场革命。一些思想家力求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在复杂的历史里寻找客观规律,这样就把历史学提高到了与科学同等的地位。近代的思想家不仅要探讨历史的规律,还要在历史中寻找一种决定性的原因。正是圣西门从法国大革命后法兰西的经济情形中,发现了经济力量的重要作用, 其历史观乃变为极其重视经济的因素。他认为,政治对于社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构成社会基础的以及决定历史进程的,“实是那致人类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在李大钊看来, 马克思是近代思想革命的集大成者。他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李大钊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他认为“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圣西门把经济的因素视为头等重要。其后的一些人，如蒲鲁东也都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直到马克思, 总结了前人的学说, 并加以创造性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李大钊不仅指出众多思想先驱对唯物史观的贡献,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他部分的思想来源。关于经济论,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所指出的有产阶级的生活全靠无产阶级的劳动维持,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西斯蒙第、圣西门、蒲鲁东、罗德贝尔图斯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李大钊还客观地评价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科学社会主义虽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 但他们也是受了前人的启发。李大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因此圣西门是为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化开拓道路的人。社会主义学说毕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关系及其异同,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同时,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概括。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体系,必须将其中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理解, 不能随意割裂。他说, 马克思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历史观；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阶级斗争理论则是它的核心。他说:“离了他的特有的历史观,去考察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据他的历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 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 断定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段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
起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些精辟概括,是在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和较为完整的介绍, 体现了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认为，李大钊深刻思想体系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不足。李大钊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观方面的确具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是也有某些认识不到位的地方,明显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的某些误解,掺杂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第一是将唯物史观误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李大钊把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核心要素。“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 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唯物史观的要领, 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 是最重要的; 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 是有不可抗性的。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李大钊强调, “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李大钊指出,人们不可随心所欲地离开生产力去改变社会组织。“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在这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 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一段话, 至今读来仍感颇有见地。但是，李大钊过多的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是经济因素的作用，这样的后果是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把人的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外。
第二是进化论的杂质。李大钊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竞争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中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思想。这主要也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流行的影响。在李大钊看来，人类的发展是由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顺序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决定的，人类只能够遵循这些既定的法则按照一定的顺序演化，而不能超越社会历史，否则就是为违背了竞争。这体现出李大钊进化论的杂质。
第三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克鲁泡特金认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则“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进化法则。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而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现实社会，其所以还存在权威，仰赖政府，就在于有两个弊害：一是国家，一是私有财产。克鲁泡特金对资本主义制度也作了尖锐的批判，他揭露资本剥削的贪婪，谴责私有制带来社会恐慌，使广大劳动者陷于贫困。他特别责难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堕落的现象。克鲁泡特金提出应该以各种社团的自由联合代替滥施权威的国家，以共产代替舒服自由的私有财产。综合李大钊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张人们通过互助来达到共产主义，这明显的表明了其思想的克鲁泡特金主义。
我们不能责怪前人。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 李大钊所规范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有些局限, 在所难免。但他那气势磅礴的探索真理的勇气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的精神, 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穷财富, 是永远有益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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