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英和精英主义的存在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有足够的理由为科学精英主义辩护。也许为之辩护的最有效途径，莫若分别为科学分层和科学权威的合理性辩护。就科学分层而言，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公认的成就和个人由衷的尊重的分层，因而是相当简单和单纯的。更重要的是，科学分层与权力和金钱的权势无关，它一般并不包含森严的等级、强力的压迫、超常的特权、无理的强制。科学的王国，并不存在特权等级。科学是一个独特的共同体，它的等级分层和权威形成唯一基于科学成就和同行承认，而不是像传统社会的权力来自血缘传承、临终遗嘱、裙带关系、资本实力、上司喜好、阴谋诡计、暴力抢夺。就科学权威而言，它与政治权威截然不同：科学权威并不等同于权力，更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科学权威的权力是合法的、非强制的、有限的权力，仅仅限于服从科学权威的人。

毋庸讳言，精英主义也有某种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和科学家被异化之时。巴恩斯把扩展到它目前被接受的边界之外的科学权威，指斥为有害的科学主义。布罗德等揭示：“和实验室首长的论文工厂一样，名流体系有利于追求个人名誉，而不利于追求真理。它还干涉共同评价研究结果的正常机理，因为它不适当地突出精英的工作，并使之免受检查。科学界精英集团的成员不能直接对频繁发生在科学精英机构的舞弊事件负责，但他们是一个助长野心、制造舞弊诱惑力和机会的社会组织的产物和受益者。”这些不利后果通过科学建制的改革和科学共同体的监管，以及科学家自身的自律，是可以加以抑制的。至于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极端观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敢苟同。因为他们的反对与科学家和严肃的科学批评家的反对不是一回事——前者的反对大都属于反科学之列，而后者的反对是建设性的，其目的在于减少或消弭科学精英主义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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