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布的路径一般是教育主管部门调研、会议讨论,经相关程序形成政策,然后经由新闻媒体公布,公众再遵守的运行模式。这一模式当然不无合理性,问题是造成一些教育政策不接地气,一些政策难以落实和调整。教育决策的非科学性,是当下我国一些教育乱象的源头。
公众并非智慧的代名词,某些时候会从己出发,视野受限。让公众决定一切,由此形成的政策很有可能未必是好政策。在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的相互关系中,有西方学者在西方社会语境中作了大量实证研究,其成果值得借鉴,但若直接拿过来运用,则忽略了中国国情。因此,要让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在新型媒介生态下形成良性互动,关键在于要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三者议程必须各自遵守的守则。具体而言,重视公众对教育问题的理性诉求成分,同情并理解其中的非理性诉求成分,严厉打击网络水军对某些教育问题的炒作,使公众对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能够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将诸多教育问题按照重要程度排序。新闻媒体应遵守职业操守,真实、客观地塑造我国教育领域的整体形象,使公众、政府得到全面、客观的教育国情。教育主管部门应坚守科学决策的守则,按照科学决策程序,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最大多数公众的意志,形成科学、有效、切合教育实际的政策。
总之,公众、媒介、政府只有各守规则,各取其长,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才能在教育决策过程形成良性互动。
天津市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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